2020年6月份，我被调至王屋法庭——我院唯一一个山区法庭，坐落于愚公故里王屋山下，真所谓上山去也。

9月3日上午，我从法庭下乡。我们一行两人先从王屋去二十公里外的下冶镇政府调查取证，在工作人员的热情配合下，我们顺利完成任务。随后，我们又驱车到二十多公里外的邵原镇某村。

此行目的是调查一起离婚案件，原告诉请离婚，称和被告缺乏了解，却只提供了被告的户籍地。慎重起见，我多次要求原告提供被告“娘家人”住址或联系方式。原告随后提供了被告母亲居住地，也就是我们此行目的地。由于地方偏远，汽车导航的终点是一段无人山沟土路。几番打听后，我们来到被告娘家大致方位，一路只见几处荒废院落。

走到小路尽头最后一户人家后，惊喜听到有些声响，我赶紧上前，发现有一大婶儿在家。我试问到，“大婶儿，您知道某某家在哪吗？”大婶儿回说，“你找她啥事儿？”

我一阵窃喜，忙问“您认识她吗？”大婶答道“我是她婶儿，你找她啥事儿？”鉴于这是某某母亲居住的大概方位和大婶儿对某某的关心程度，我试问到“你是不是某某妈？”大婶竟答道“也算是她妈。”

我知道我找对了地方！我说明来意，大婶儿招呼我进屋喝水，并有些激动地说起了自己闺女的婚姻状况。由于大婶儿有病在身，不能大声说话，说出来的都是气声。不便过多打扰的我，尝试向大婶打听其女儿的联系方式。靠着一部十几年前流行的 “砖头机”，大婶凭着记忆中电话号码的最后两位，从过往通话记录中找寻了一番，最终联系上了在市区打工的女儿。

和大婶女儿通过电话，我准备告辞，大婶却拉着我的手，似有千言万语、万般忧虑。考虑到大婶儿说话不便，我主动说道：“大婶儿，你不用多说了，相信我，法院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公平公正处理。”这话说完，大婶明显放松了下来。临走时，她热情地塞给我两瓶饮料，我边摆手边说“大婶儿，这我不能收，这是纪律！”

从大婶家返程，已是中午十二点多，看着高耸的云彩，回忆着来时那片蓝天下舒展的烟叶丛，我感到神清气爽，自己也算得上认真、负责、坚持，避免了一次费时的公告送达，避免了一场没有被告参与的离婚，自己给出了“相信我”的承诺，也收获了被信任的快乐！

此行，我真切感受到了基层法庭工作的意义——为那些不富裕、文化水平可能不高的人们提供低成本、高质量的法律服务！实现一些善良人的需要，这不正是自己出发时的初心吗！近年来案卷堆里生出的那些烦恼，被远远甩在脑后，此刻，我是个快乐的山里人。

2020年9月4日上午，这起离婚案达成调解协议，虽然有些小插曲，但结果是好的，终归是好的。（马秀娟）